幼儿的启蒙

    现在，中国大城市中60%的家庭要把1/3的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。整个中国的父母似乎都陷入这样的两难中：一方面他们希望孩子一生幸福，认为刻苦读书和顶级教育能够增加孩子成才率；但是许多家长也暗自担心，一味按自己的意愿给孩子施加巨大压力会带来负面的影响。

    有教育学专家从亚洲地区历史形成的“不安心理”找到亚洲父母尤其热衷于子女教育的原因。越南、朝鲜、印度和台湾地区等地的家长大部分都经历过动荡不断的历史，如革命、洪灾、饥荒、逃难、政变甚至独裁，他们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由穷变富的急剧变化。所以，他们坚信“教育才是最安全的资产”，教育是工作的必需，也是一跃进入上流社会的手段。这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“惟一性”、“长期性”和“难以剥夺性”。即使各个国家完成了经济转型，金融危机或是非典疫情仍会触动人们不安全的心理。

  青年的梦想

除了望子成龙、望女成风的观念之外，中国根深蒂固的家族荣誉感和面子观念也是原因之一。另外，单是考虑到整个亚洲地区经济的飞速增长，便足以解释为何每个人都对孩子那么苛刻。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埃斯特说：“教授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承父业，成为医生或是工程师。没有得到良好教育的家长则希望孩子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，有更好的未来。”而所谓的“继承”，正是亚洲家长和子女对于工作稳定性和保障性的追求。

而持续升温的国家和地方公务员考试也说明了这一点，公务员被许多家长和学生视为最有保障、最为稳定的“定心丸”。据统计，2001年招考报名人数为32904，2002年则上升到62268人，增加了89%；2003年招考报名人数为121165人，比上年增长95%；2004年招考报名人数达到了360240人，增长了197%.统计数据表明，2005年中央国家机关招考报名人数为541552人、通过资格审查的合格人数达到310656人，均创历史新高。同时，经过四年高等教育的本科毕业生工作期望却不容乐观。据中国高校就业信息网“2005大学生就业薪酬调查报告”结果显示：67.9%的本科毕业生实际薪资标准主要集中在2001～4000元，而近半本科生期望薪金只有1000～2000元。（接下期）

    中年的困惑

    中国家庭对于子女前期的教育投入不可以说不巨大，然而是不是就能够“一劳永逸”呢？“安全感”是否可以因自身工作经验的丰富和教育投资的完善而尘埃落定呢？事实并非如此。以中国香港为例：香港城市大学管理学系在2004年1月进行了一项港人超时工作的调查，以电话访问了505名全职雇员，年龄集中在20至49岁，工作平均年数为15.7年。结果发现：港人工作时间为全球最长，每周平均工作51.3小时，比政府建议的44小时长7.3小时。超过2/3人需要超时工作，每周平均超时工作5.2小时。其中约24%的人每周工作50至60小时，12%的人超过60小时！香港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比欧洲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如英国、希腊、奥地利等长8小时。

    无独有偶。香港中文大学课题组于2006年初成功以电话访问500名本地私营机构雇员，发现49%的受访者经常超时工作，每周平均工作时间约50小时。多数高超时受访者认为，自己职能超然，无法被其他同事取代，加上自觉“有责任”完成手头上工作，故“自愿超时工作”。即使只有1/3的雇主提供超时津贴，高超时的受访者也表示不太介意：“讲心不讲钱！”不过，他们也承认，每周工作44小时较合理，由于长期超时会令身心疲惫，萌生离职念头。心理学系副教授区永东指出：“高职位打工仔为获取满足感和成就感，自愿超时工作，有异于蓝领人事为赚取更多报酬而超时工作。”他认为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“价值观问题”――当老板经常超时工作，员工也“不敢准时下班”，超时工作便习以为常。

   工资PK工时

    “工作不安全”的现象之一是担心因工作不努力被解雇，或者因价值观不匹配而被“炒鱿鱼”；而另一种“就业贫穷”的状况则更为普遍，即全职工作的收入都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。此时，雇员会加班加点，还是选择寻求法律和社会保障支持，或者采取其他极端措施？不可否认，“就业贫穷”会增加员工的心理和生理负担。试想在“温饱”这一基本需要都不能保证的前提下，员工还会努力工作吗？由此而引发的不安定因素将层出不穷。

    香港大学“最低工资及标准工时意见调查”课题组在2005年7月对510名年龄分布在15至60岁的香港居民进行了详细的抽样电话调查。其中只有35.7%的被访者知道“就业贫穷”一词。在告知其意义后，有64.0%的被访者认为制定最低工资是一个减少“就业贫穷”的有效方法，有23.6%的被访者表示反对。与此类似，高达59%被访者认为立法制定最低工资的好处是“保障工人的最基本生活水平”，有15%的被访者认为能够“减少雇主剥削的机会”，6%认为可以“防止工资持续下滑”。关于制定最低工资的坏处，有17%的被访者认为“增加成本，削弱香港的竞争力”，13%的被访者认为“最低工资最终会变成员工最高工资”，8%认为“破坏自由市场调节的原则”以及“雇主会解雇、增加工作量或减少其他福利”。另外，本调查中有23%的市民认为“没有坏处”，28%的市民认为“不知道或者不好讲”。

     最终结果显示，在被访者中有45%的市民赞成设置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，9%的市民双双反对；7%的市民赞成最高工时但反对最低工资，8%的市民赞成最低工资但反对最高工时；另有31%的市民选择“无所谓”或者“不知道、很难讲”。课题组认为：市民普遍支持立法制定最低工资及最高工时，但亦普遍认为应该根据不同工种、行业分开处理。倘若立法制定最低工资及最高工时，市民倾向接受比较严格的立法标准，即规定最低工资的水平比最低工资的合理水平略低，而规定最高工时的水平则比最高工时的合理水平略高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香港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前沿。因此，香港昨天遇到的问题，也是中国内地现今所面对的难题；港人当下面临的困惑，也许正是我们即将碰撞的顽石。所以，香港三所大学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不仅具有回顾性，更具有前瞻性。

（选自盛心阳光EAP月报）